贵屿镇的黄昏

2011-01-05 09:54曹一方


贵屿的黄昏:重度污染与电子垃圾拆解之路


20多年过去,贵屿依然在腐烂的土地上匍匐潜行,从腐蚀的硫酸和恶臭的烟雾中一点一点地攫取财富。


空气中飘荡着刺鼻的焦臭味,我坐在简陋的三轮摩托上,“突突”地行驶在萧索的街道。马路两旁的民宅几乎都有一个封闭、阴暗的院落,那是拆解电子垃圾的作坊。我目光所及,除了堆积如山的电路板和塑料壳,还会触到工人们敏感戒备的眼神。


——对于这个遮遮掩掩、高度警觉的潮汕小镇,哪怕刻意隐藏记者身份,我依然是一个不受欢迎的不速之客。但走近它自有其价值。从经济的角度上看,汕头市贵屿镇有超过80%的家庭直接参与了电子垃圾分解,每年分解的电子垃圾超过150万吨。通过这一产业,一个家庭作坊年收入上百万元,他们的生产量甚至影响着国际有色金属期货价格。


然而,“那里泥土都发黑,鸟不拉屎寸草不生,河水都有酸臭味。”一位广东朋友如是描述。在广东人印象中,贵屿似乎被阴暗腐败所笼罩。据说在潮汕一带,辨认贵屿人的最好办法是看牙齿,因为贵屿人的牙齿永远是黑黑的。


那么,我应该如何审视贵屿这个以拆解电子垃圾为主业、饱受重度污染之苦的小镇?


美国人的瘟神


贵屿是汕头市最西面的一个乡镇。由于地处一片低洼地带,贵屿成了严重的内涝区,农业生产基本没法保障。这可以说是贵屿人走上这条电子垃圾拆解之路的最根本动因。


早在20世纪上半叶,贵屿人就已经开始在潮汕一带走街串巷,以收购废铜烂铁为生。因此潮汕一带对贵屿人的印象,就是“收破烂的”,而且民风彪悍惹不起。听说我将前往贵屿,汕头当地的摄影师立即摇头,“那边不让外界曝光,拍照会很危险。”


从汕头市区出发,经过两个小时的车程,便是贵屿辖区。道路两旁是各种各样分别写着“电脑、笔记本、电源、主板”的广告招牌。大巴停在镇ZF门前的车站,一打开车门,一股塑料烧焦的臭味扑鼻而来。过来拉客的三轮车师傅告诉我:外地人一到贵屿,第一反应就是空气中怎么会有这么刺鼻的臭味,但贵屿当地人早已习以为常,闻不出来了。


1990年代初,贵屿人开始将回收来的旧五金电器进行拆解加工,由于获利颇丰,贵屿镇家家户户逐渐参与进来。贵屿就此成了远近闻名的废旧电器拆解中心。


如果说,最开始他们只是为了生存,此时此刻,他们也只是将这条“产业链”进行了简单升级。正处于产业萌芽期的贵屿人,并不知道他们将被卷入一场波诡云谲的国际较量,而这场较量将深刻地改变他们的命运。


1995年,《巴塞尔公约》修正案明确禁止发达国家以最终处置为目的,向发展中国家出口危险废料。我国于1990年成为该公约的缔约国,但美国将电子垃圾出口到我国的行为却从来没有停止过。


1998年,美国的废弃电脑就已超过了2000万台。由于环境污染非常大,回收成本相当高,电子垃圾在美国就是一个烫手山芋。在保护自身利益的驱动下,美国不仅拒签巴塞尔公约,还放宽了对于电子垃圾的出口限制。


“他们就像送瘟神一样,把电子垃圾送给你,巴不得你赶快运走,有时还倒贴你运费。”一位熟知行业内情的朋友告诉我。


在这种形势下,1990年代中期,来自美国的电子垃圾开始从深圳、广州和南海的口岸进入我国,进而大规模进入“以收破烂闻名潮汕”的贵屿镇。对于彼时渴望致富的贵屿人来说,美国人的瘟神却成了他们的财神。


我无法责备小镇的这段历史。彼时,身处穷乡僻壤的贵屿人除了一双会拆旧家电的手,实在别无所有。电子洋垃圾如同一支猛烈的兴奋剂,让这片原本朴素的土地突然躁动起来。如果说,贵屿人连自己族群的健康,都敢疯狂地典当给电子垃圾,环保概念对于他们,又算得了什么?


可怕的洗金


车站“拉客战”中,最终拉上我的三轮车师傅老罗,是四川人,来贵屿打工已经七八年了。他约摸40多岁,皮肤蜡黄、头发稀落。我递上一支烟,与他攀谈起来。他露出泛黑的牙齿对我说:看你也算半个老乡,我不坑你,这里的人一般不会跟陌生的外地人打交道。


拉三轮车之前,老罗是一名洗金工人。这曾是这个产业中最赚钱的工种。


时至今日,贵屿人仍然沿用1000多年前的原始工艺,分解21世纪的电子垃圾。工人们先用手工拆分出电线、塑料块和电路板,塑料块卖给附近的塑料厂,电路板被放在电热器或炭火炉上烤熔出零件;芯片、电容和二极管等可被二次利用的零件,被搜集起来卖给做零件翻新的商人;剩下的电路板则被用作提炼贵金属——用电烙铁熔出铜、锡等金属的工艺叫“烧板”,用强酸析出黄金的工艺便是“洗金”。


初来贵屿时,老罗在离镇ZF不远的华美村打工,最初当拆解工,然后做烧板,后来为了赚更多的工钱而去洗金。老罗告诉我,华美村曾有不少洗金作坊,一作业时,便浓烟弥漫,酸臭熏天。


老罗对我回忆道:“通常,电视机含有大量的铜、铁,而只有电脑里才含有金。英特尔的芯片,当时进货价位600元一吨,一斤就可以析出3克多的金,当工业黄金卖出去,能赚100块钱。”


虽然工钱相对较多,但洗金却是一个拿命换钱的工种。老罗撩起左手的衣袖,露出皮肤上一块烧伤的痕迹,“我们把芯片放在一个盆里面,倒进硫酸后放在火上烧,把芯片上的塑料烧掉,然后一遍一遍地析出铜和铁,再加硝酸,再经过两道工序后,就能得到金粉。”


最令人难以忍受的,是烧硫酸烧出来的烟。黑黄色的烟雾遮天蔽日,可以把中午变成黄昏时分的天色。一天工作下来,老罗往往浑身无力,胸闷难当,盗汗不断。


因为污染太过严重,近年来,贵屿镇ZF开始逐步对华美村的洗金作坊进行清理。老罗随之金盆洗手,转而跑起了三轮摩托。他心有余悸地告诉我,他有好几个曾经的工友都得了怪病,去医院检查,医生都查不出来病因。前不久,两个北京来的环保专家到贵屿来,乘着他的三轮摩托做调查,临别时还特别叮嘱他:这里的污染很严重,不宜久待啊。


然而,洗金作坊并没有就此消失,而是从堂而皇之转为地下活动,搬到了更僻远的村落。如今的华美村依稀还有几栋古朴的潮汕民居,其他的人家都盖了新房。可是,当我经过村口的小桥,依然看到一条油黑黑的小河沟漂浮着废弃的塑料垃圾,依然可以闻到空气中夹杂着的怪异酸味。


我问老罗,没打算离开贵屿?老罗说,这里四川老乡多,赚钱也比较容易。至于环境,呆久了也就习惯了。在村里绕了一会儿后,他好心地领我来到一个四川人开的家电回收作坊。


这是一个废弃的小工厂,两个小工正埋头处理塑料壳,老板在门口隔出一间小屋,当作一家人的住所。这个小作坊只回收电视机、电冰箱,不做电脑、笔记本。老板还“遗憾”地感慨说,“现在的贵屿,如果不是本地人,根本拿不到废旧电脑、笔记本的货。”


隐秘网络


如果说“洗金”只是贵屿电子垃圾拆解产业链的冰山一角,究竟是怎样一股力量,让贵屿数千家繁杂分散的作坊,聚合成一种吞吐有序的产业体?


我见到李大婶,是在贵屿镇北林村六路,她家的小作坊。


在见到李大婶之前,我已经在北林村吃了多次闭门羹。正如老罗所说,这里的人不会跟陌生人打交道。我试着以旧电脑倒卖商人的身份,接近这群敏感而戒备的人,结果还是收效甚微。


一次,我走进一户堆满破旧主板的作坊,只见内屋阴暗的客厅里坐着四五个面相凶恶的中年男子,他们操着广东话语速飞快地谈论生意,其中一个男子捏着两叠厚厚的钞票,在点钞机上数着数目。


这样的场景让我想起了黑帮电影里的情节。一个貌似老板的人斜扫了我一眼,“什么旧货,我不需要!”逐客的语气,严厉得不留任何余地。


比起这些贵屿老板,李大婶态度要和缓很多。


她带着厚厚的老花眼镜,蹲坐在门槛上,拿着一把小钳子,一块一块地仔细拣选笔记本主板。有用的零件被她扔进身旁的篮子,没用的则被堆在另一边。小院子里堆砌着两三百个废弃的笔记本电脑,一个女工拿着电烙铁正在烧板,旁边的电风扇使劲地转着,将焦臭气排往门外。


听了我的自我介绍,她一边继续着手中的活计,一边告诉我:“贵屿人的货源都很固定,做的都是熟人生意,上边的风声又很紧,所以很少接触陌生的货源。你有货的话,最好拉过来再看-。”


她的一番话使我忍不住探究:究竟有一股怎样的力量,使贵屿几千家繁杂分散的作坊,聚合成一种吞吐有序的产业体?


实际上,从产业组织的角度看,贵屿镇是一个典型的氏族经济体。比如,整个北林村的老板们都姓李,“李家村”里的李老板们有着严格的分工制度——有的做笔记本;有的做台式机;有的做主板;有的做电源……大家术业有专攻,井水不犯河水。


由于电子垃圾属于非常敏感的货物,所以进货交易变得非常的隐秘。早期,贵屿同一氏族的老板们抱团派出一个代理人,到广州、深圳和南海这三个中转站跟上游供货商交易,然后以集装箱车运到贵屿,抱团的老板按质量开价,各取所需地拉回自己的作坊。


然而,这样的整车交易具有很大风险。贵屿人只能通过打开的集装箱舱门,简单地看看里面的货样,如果集装箱里面看不见的部分全是毫无回收价值的廉价塑料,那么这次交易就亏定了。


近几年,随着贵屿拆解业越来越细分,贵屿的氏族组织跟上游供货商逐渐形成一种更加专业、严密的供应链体系。上游供货商事先把电子垃圾分成各种品类,再将各个品类直接运到贵屿专门拆解该品类的作坊门前。这样的工序一方面使供货商赚得更多,另一方面降低了贵屿老板的进货风险,提高了作坊的加工效率。


就这样,在日积月累的货源交易中,贵屿的氏族组织建立起了一张组织严密、运营有序的灰色网络。要是没有熟人引荐,外人想要伸手进来几乎不可能。


而按照贵屿现在的行情,一吨台式旧电脑价格为1万元左右,如果是笔记本则可以卖到3万元左右。李大婶对我说:这边一类货一个价,如果要把货卖过来,就必须归好类。比如你不能把几块国产主板混在一车进口主板里,这算欺诈,被人发现还会被打。


我又一连问了李大婶几个问题,最终她还是有些不耐烦了,对我说:“哎,年轻人,你都不懂行,就别做这门生意了。”


腐烂的土地


的确,像李大婶这样的作坊老板有理由心情不好。欧美国家的债务危机影响了国际金属期货的价格,金价、铜价等纷纷下跌。她叹了口气对我说:这个月以来,这里每家每户基本上都亏了二三十万元。


一个月前,她家作坊门前的马路是一番人来人往的热闹景象,而现在则是空空荡荡、些许萧索,只是偶尔有小工骑着摩托路过。“这段时间行情不好,我们有货都不敢做。”


至于北林村村口的小桥边,有一片开阔的空地,这是集装箱货车停车下货的地方。看着这块因为行情萧条显得空旷的水泥地,我仍然能够想象以前那一派熙熙攘攘的场面:人们带着期盼的心情,聚集在集装箱舱门前,买卖双方一边看货,一边讨价还价,摩托车和小货车又将货物散往阡陌交通的街道。


我以为小镇目前的萧条也许是一件好事,至少可以让这个不计代价疯狂掘金的区域经济体冷静下来,正对“癌症高发、流产率高”等环境污染所付出的代价,建立更有序的经济体系。


然而事实上,早在一年前,有一个专家团来过贵屿,试图调查在这里建立循环经济体系的可能性,得到的结果却依然令人失望。


首先,在原料收购方面,无论是价格还是渠道,循环经济企业根本无法与小作坊们竞争;其次,贵屿人原始、污染的拆解方式,可以百分之百提取有效物,而现代环保的处理工艺只能提取80%;最重要的是,这里的人们几乎只考虑经济效益而缺乏环保意识,循环经济企业缺乏整个社会的支持。比如在欧美,人们处理掉家中的一台废旧电脑时,需要倒给进行无害处理的回收商一笔钱。而在国内,现阶段基本不可行。


不仅如此,多年以来,因为全民参与的关系,贵屿的经济、政策环境已经成了滋养小作坊个体户们的土壤。除了低价买进电子垃圾,高价卖出拆解物,从中赚取丰厚利润外,以家庭为经营单位的贵屿人,享受了诸多经营上的特殊“红利”。


比如,他们不需要缴纳任何税收,只要向ZF缴纳一定数量的“管理费”即可。一家年收入上百万元的作坊,每年向ZF缴纳的费用可能仅有三四千元;他们也不需要为工人缴纳任何保险,不提供除工资以外的福利,对于污染带来的职业病,更不会提供任何保障。


正是这些灰色利益的诱惑,驱使着贵屿人至今还在腐烂的土地上匍匐潜行。这个偏安汕头一隅的小镇,仿佛成为了一个被经济潮流遗忘的孩子。20多年来,当粗放、污染的发展模式逐渐向集约、环保的模式进化时,它却一直原地踏步,一成不变地采用1000多年前的古老土法,从腐蚀的硫酸和恶臭的烟雾中一点一点地攫取财富。


也许,这就是贵屿这个小镇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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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离开贵屿镇已是黄昏时分,老罗的三轮摩托“突突突”地在乡间小路里穿行。他说:最近行情不好,很多工人都离开贵屿了,他曾经的工友几乎都不再做这个行当了,太伤身体。以前30多块一天的工钱,很多人抢着做,现在100块也很难招到工人——这算是一种安慰吗?


行至岔路口,突然窜出一群骑着自行车放学的中学生,青春的欢笑洋溢在他们的脸上。贵屿的未来在哪里?答案还需要时间来寻找。


可是贵屿今天的黄昏,会带给这里的人们怎样的梦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