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家寶

媽媽一生簡樸，活得清白。

解放後，1950 年，爸爸、媽媽和我搬到天津，租住只有幾平方米的一間小屋，可謂家徒四壁，身無分文。爸爸的工資每月僅 37 元，可光房租就要 8 元（一袋麵粉錢）。這間小屋伴我們全家幾十年，其間家裡又添了妹妹和弟弟。媽媽省吃儉用，我們的衣服都是補了又補。就是這樣，工資上月接不到下月，每月還要借點錢。那時，爸爸有個小本子，專門記帳用的。

我從小就知道生活的艱辛，簡樸的生活習慣貫穿一生。

記得上初中的時候，有一次媽媽給我做了雙新布鞋。那天，我高興地穿上新鞋上學，不巧下學時正趕上大雨。我到家時，媽媽冒雨倚門等候，遠遠望著我光著兩腳走路，手裡抱著那雙新布鞋。她趕忙跑到我跟前，一把把我摟在懷裡。在雨中，我望著媽媽，她流淚了，滿臉是淚水和雨水。

人窮志不短，媽媽嚴格要求自己，同時也嚴格要求自己的孩子。記得天津剛剛解放，城裡無安身之地，家鄉房子已毀，爸爸、媽媽帶著我回到宜興埠，暫借一遠房親戚的一間房子住，我在爺爺租用村中楊家下場倉庫作校舍的士范小學繼續上學。

一天，我在街上撿了一分錢放在衣兜裡，被媽媽發現了。她邊打邊問錢是哪兒來的，竟把一個掃帚打散了。從那時，我就懂得一個道理，不是自己的錢一分不能要。這個道理我記在心裡幾十年，一次都沒違反過。

妹妹比我小 9 歲，她上幼稚園經常是我接送的。一次下學回家，她帶回了一個布娃娃。媽媽追問她是從哪兒拿來的，她只是哭，硬是說不清楚。媽媽讓我帶著妹妹立刻把娃娃送回園裡。到幼稚園才弄清楚是園裡給每個孩子發的。

媽媽脾氣不好，對孩子從不溺愛，十分嚴厲。現在回想起來，媽媽在我小時候對我的教誨，讓我終生受益。

媽媽是把這樣的事情作為道德的根本，嚴格要求全家。天津剛解放那年，爸爸考入華北人民革命大學，畢業後曾在天津市工商局工作一段時間。當時，正值私營工商企業改造時期，爸爸的工作需要同私營工商企業者打交道。媽媽非常警覺，經常囑咐爸爸千萬不能收人家任何錢和物。爸爸非常老實，從不沾惹是非，更不拿人一分錢，結果，在以後的“三反五反”運動中，自身乾乾淨淨。

媽媽一生結交的都是同事、鄰居、普通百姓，從未高攀過一個當官的。1978 年在農村待了近 10 年才得以落實政策，回到原來的家——達摩庵前胡同那間狹小破爛的小屋，在這裡一住又是 15 年。1985 年我調入中央，媽媽從未因我的升遷向組織提過任何要求，更沒有打我的旗號給家裡辦過任何事情。媽媽和爸爸一生從事神聖的教育事業，全靠微薄的工資度日，死後沒有留下任何財產和積蓄。

媽媽堅強而有主見。

從我記事時起，就看到家裡的大小事情都得她操心、拿主意。爸爸一生艱辛、坎坷。他經歷新舊兩個社會，在滄桑世事中，安分守己，只希望活得太平，但終於也沒有逃脫政治的漩渦。1959 年“審幹”期間，因“歷史問題”，他離開了多年的教師崗位，被“限制使用”。開始在農場勞動，後來到校圖書館工作。那些年，家裡仿佛出了大事情，媽媽憂心忡忡，又要勸解爸爸，又要照料全家。

“文化大革命”的災難落在我們家中。爸爸被揪鬥，關在學校監視居住，停發工資。大字報從家門貼到胡同。媽媽從自己不多的工資中，先給爸爸留足伙食費，自己親自送到學校。她不放心這點錢能否送到爸爸手中，非讓造反派給收條為據。1970 年，全家又被強制疏散到農村。先是要全家到內蒙古五原（妹妹當時在通遼下鄉），當時父母已年過半百，實難帶幼子適應那裡的環境。經反復交涉、多方聯繫，後改遷到天津市北郊區小澱公社勞動，一待就是六年。粉碎“四人幫”後，爸爸調到天津北郊區宜興埠九十六中學做教員。

1978 年 11 月 5 日，天津市河北區教育局作出關於父親政治歷史問題的覆議意見，認為“文革”期間的審查，“未發現新問題”。1979 年 6 月 26 日，天津市河北區教育局又撤銷 1958 年作出的《關於對溫剛限制使用的意見》。1982 年辦理退休手續，1986 年改為離休。

父親能忍，但有個性。我剛滿周歲時，正趕上日寇清鄉、掃蕩，行人過道卡，均要嚴格盤查，不准帶一粒大米。有一次，媽媽因奶水不夠，讓父親買點米帶回家。天黑了，爸爸懷揣一包大米過路卡，日寇持槍盤查，非要搜身不可，父親寧死不依，差點被刺刀挑死。

“文革”期間，父親被關在學校，經常遭受野蠻的“審訊”和打罵。一天，造反派一拳將父親的臉打腫，眼睛被“封”得看不見東西。父親忍無可忍，指著心口說：“小子，朝這兒打！”

他雖然有些倔強，但常念及全家老小，能忍非常人所能忍的苦痛，變得更加少言寡語。沒事時，經常抄寫古詩詞或報刊中有意思的文章，以解惆悵之情。

媽媽最理解他，仿佛只有她能窺見他內心那些難以言表的思想和感情。她從不埋怨父親，反而總是寬慰和體貼他。他們相濡以沫七十五載。

父親沒有留下什麼，他把艱辛、苦痛和摯愛都帶走了，走得那麼安詳，仿佛這個世界就給他這條路。

溫家寶

媽媽教我做人。

媽媽愛讀古書，經常給我講岳飛、文天祥、諸葛亮等歷史人物的故事，也講我熟悉的長輩往事。她做家務時，我常纏在她身邊，她邊做活邊給我講故事。媽媽常說，人要努力、向上。她總是把做人、志向、責任同刻苦、認真結合起來，使我深切懂得人不僅要有作為，首先要學會做人。媽媽這些話深深觸動了我的心。我常邊聽邊落淚，下決心為國家和人民而努力學習，做一個有氣節、有學識、有本領的人。每每憶起媽媽說話的神情和至今難以忘卻的話語，我從心中油然萌發一種崇敬和感激之情。

對於我擔當大任，媽媽是憂慮的。我手中一直保存母親的兩封信。一封信寫在 2003 年 11 月，我剛擔任第一屆總理的時候；一封寫在 2007 年 10 月，我即將擔任第二屆總理的時候。

第一封信寫道，“你今天能位居人臣，如此高的地位，沒有任何靠山，家裡更不用說了，得來多麼不易。你的性格是力求完美，但國家這麼大，人口這麼多，很難做到完美。”她要求我做到“要上通、要人和，千萬記住孤樹難成林。”

第二封信寫道，“過去五年的成就是你用心血換來的，來之不易。後五年的工作是艱難複雜的，繼續保持，談何容易。這麼大的國家，這麼多的百姓，經濟又是這麼錯綜複雜，許多事情都要你一一完成，其效果能達到一半，就謝天謝地了。這麼多事，你一個人肩膀有多寬能承受得住？這就需要大家同舟共濟，平平穩穩渡過五年難關。”

媽媽的心在孩子身上，也在國家身上。她每天看新聞，瞭解國內外大事。她從不過問我的工作，但經常用各種方式告訴我群眾的反映，提醒我注意。

2009 年 2 月 2 日，我在英訪問期間，專程到劍橋大學發表演講。那一天，雪下得很大，劍橋禮堂座無虛席。我演講的題目是《用發展的眼光看中國》。我以充滿感情的話語，向師生們介紹中國的過去、現在和未來，演講博得陣陣掌聲。

臨結束時，出現一個“插曲”。一名西方模樣的學生擾亂會場，大喊大叫，並向主席臺扔鞋子。我昂首站立，不為所動，表現出冷靜和鎮定。會場安靜後，我講道：“這種卑鄙的伎倆，是不能破壞中英兩國人民友誼的。”“人類的進步、世界的和諧，是歷史潮流，是任何力量不可阻擋的。”我的話引起會場長時間熱烈的掌聲。

我不知道就在這一刻，坐在電視機前收看電視直播的母親，因擔心兒子和受到刺激，而突患腦血管栓塞，從此視力減退、說話困難、行走不便。那一年母親已 88 歲高齡。

我退休了，在中南海工作了 28 年，其中擔任總理十年。對我這樣出身的人來說，“做官”本是偶然之事。我奉命唯謹，如履薄冰、如臨深淵，受事之始，即常作歸計。

退休之後，回到媽媽身邊，我的心情很高興，但看到她病情一天比一天嚴重，又感到難受。八年來，我很少外出，經常陪伴她。

“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暉。”媽媽的愛，媽媽的恩情是無法報答的。她的許多教誨已經滲透到我的細胞中、融入我的血液中。人們之間許多事是可以相互模仿的，甚至是苦心孤詣做作的。但是，唯有真誠、樸實和善良的情感和心靈是做不了假的。只要看他的眼睛，看他的同情心，看他在危難中的勇氣，看他在關係國家前途命運關鍵時刻的擔當精神，就可以窺見他的真實。我同情窮人、同情弱者，反對欺侮和壓迫。我心目中的中國應該是一個充滿公平正義的國家，那裡永遠有對人心、人道和人的本質的尊重，永遠有青春、自由、奮鬥的氣質。我為此呐喊過、奮鬥過。這是生活讓我懂得的真理，也是媽媽給予的。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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