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收电脑、回收服务器，回收江湖潮起潮落

上海，垃圾分类战由此传出第一声枪响。

至此，全国“垃圾运动”开始浩浩荡荡地展开。

随着住建部的统一要求，从2019年开始，全国地级以上城市要开启垃圾分类工作，到2025年，全国地级以上城市要基本建成垃圾分类处理系统。

在垃圾的种类和处理方式上，每个种类都有着不同的处理方式。

不可回收垃圾，如餐厨垃圾或卫生间垃圾等，它们均被填埋或被焚烧；

可回收垃圾，如纸张、塑料、金属、木材等，它们均可以被回收进行二次利用。

在各项产能如此丰富的今天，产生的废旧之物也在迅速攀升。

今天，我们走进这些可回收物品的“阵地”，了解它们的江湖。

“你去叫几个人下来搬货。”陈海对着助手阿鹏说。

陈海，十年前拖家带口来到北京，现在已在电子城内有了属于自己的摊位和客源，很少人能够体会期间他所经历的磨难与苦衷。

“这么多年什么苦都是自己扛，不能让家人受苦受累。”陈海在电子回收行业打拼将近二十年，前十年在自家村镇周边的电子厂从事分拣与拆解工作，每天都需要拆解大量的报废电子产品，但这些工厂大多存在环境污染问题。

近些年，国家开始推动环境综合治理，一些藏匿于灰色回收地带的企业被一一查处，陈海便放弃了这份工作，来到北京打拼。

“在这个行业里经历过，有些东西还是知道的，比如货源，怎么验货。”陈海对「子弹财经」说，“北京还是好赚钱的，但现在回收行业也不太好做，主要还是愿意去公司收。”

陈海指的“公司”，就我们常说的“B端”，在陈海这几年回收的电子物品种类中，企业多为废旧电脑、服务器、打印机居多，而个人物品则为手机、电脑居多。

另外，对于企业端回收的物品，大多数仍可循环利用。“他们淘汰的大多都是五年前的产品，但这些产品现在都还可以用。”

陈海对「子弹财经」讲，他最多时能从企业客户接到800—1000台数量的电脑回收，而这些价格通常为百元到千元不等。“主要还是看成色，成色不好的就不要收得太高，免得不好转手。”

通常，这些回收后的电脑一部分被摆在店里以供出售，另一部分则直接分销给同行或下级回收商。

“我基本是根据下级回收商给的价格去报价，这东西报不好就亏了。”陈海曾经吃过亏，但他宽慰自己“人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尤其对于回收行业来说，价格的实时变化就像夏日的天气，上午还是晴天，下午便乌云密布雷雨来临。

上下不同价是这个行业最常见的情况，由此带来的特殊性不得不让陈海与一些回收商们打好招呼。

“有时候就是这样，比如一台手机上午报3000元，下午可能就是2800元或者2700元，如果你按上午的价格给那你就亏了，现在有的回收商跟我熟了就按一个均价来报，彼此都亏不了。”

不仅在刚入行时吃过亏，陈海前一阵子还遭遇过亏损。随着整个环境趋势的变化，回收行业越来越趋于透明，客户的单量也在下降。

据陈海回忆，以往每天要跑五六趟去拉活，如今只能跑三四趟，大多数的客源依然集中在B端，除了个人用户的回收量外，还要依靠他的上游——城市或农村中的手机店。

在陈海店的隔壁，店主名叫段平，和陈海不一样的是，他主要从事电脑和服务器的回收。

“不好做了，回收这个行业听起来很赚钱，其实不然，尤其现在量太少了。”段平对「子弹财经」说道。

市场无大量对于回收行业来说是一个考验。在如今，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靠租赁电子设备取代以往的设备整体采购，这样就节省了设备折旧的成本。

企业对于电子产品的采购需求变少，而这将直接导致上游无货供给下游。

“租赁企业也在靠二手产品来给他们，没有人消耗新的产品，二手产品从哪儿来？”陈海抛出了这个问题。

这是一条循环补给生态链。

回收行业在整个二手消费品环节中不可或缺，二手销货方以及产品租赁方都在依靠回收行业而生存，因此，没有供给任何一方都会产生恐慌。

“目前整个行业都存在这种情况，B端转变思路直接就导致租赁需求上升，但租赁依然要依靠二手。”杨远对「子弹财经」说。

杨远目前主要从事新旧电子产品批发，对于当下的租赁网站了如指掌。“我也为这些租赁网站供过货，他们最缺的货就是Thinkpad电脑，为此我已经从深圳调了几批货了。”

对于这些大客户，杨远已经习以为常，对于无法找到的货源他也没有办法。“整个市场都找不到，你还能怎么办？没有就不赚钱了呗。”

深圳华强北，中国电子产品集散地，许多被回收来的电子产品被集中运抵这里进行处理，而后又再次被打包运向全国各地。

“一些深圳的回收或者租赁企业都很有优势，像乐回收和小熊U租，它们能直接拿货出货，不像我们还得来回调，”杨远对「子弹财经」说，“像我们这些都不是正规军，说不定哪天就干不了。”他的语气颇无奈。

这样的非正规军还是多数的，或许也是他们养活了正规军。

2011年、2014年、2015年，依托于互联网的回收新生力量爱回收、回收宝、9贝壳分别上线，一时间，风起云涌，互联网夹杂资本横冲直撞地冲进这个传统行业。

多年后，潮水退去，剩下的是这个行业的平静与理性。

“其实我都用过这些平台，最早它们都冲量，招了很多供货商进来，每天都要大批次给他们供货。”根据杨远的回忆，前两年应该是这些企业大幅扩招供货商之时，“每天他们会提出一个供货标准，要达到多少台。”

缺货一直是困扰着这些回收平台的主要问题，一旦没有货源和成交量，数据不好看，这将直接影响一些互联网回收平台后期的投融资进度。

没货买货，这成为了互联网+回收行业的主要基调。但这些互联网回收企业所面临的问题依然不止没货这样简单。

2017年9月，互联网回收平台9贝壳倒闭，对于倒闭的原因，其创始人谭飙曾复盘称，主要因为回收货源分散，加之人工成本高昂，最终导致9贝壳运营的失败。

“循环经济”没有循环以及收益无法和投入成正比，这些都是摆在回收行业前的一座大山。回收行业要想盈利必须达到一定量级，让成本和收益成正比，量小则必然亏损。

当今，互联网回收企业爱回收和回收宝都曾经历过这样的阵痛，回收量小但人工成本高昂，有时上门人员收到的回收物只有一小部分，甚至空手而归的现象经常发生，另外，物流成本也是一个大难题。

9贝壳联合创始人杨高晓在复盘时认为，当时的确是怀着公益情怀在做这个项目。

做回收是否等于做公益？在一些人看来，两者之间并不是一个等式。

扎根于这个行业二十年之久的段平摆摆手道，“我没有把它视为做公益，公益应该是光付出，但这个行业你付出了还有回报。”

最早的回收行业，基本属于旧物回收后翻新处理再进行二次销售，无法使用的绝大多数被打成垃圾丢弃。随着国家对于环境以及回收行业方面的法律法规逐渐完善，才最终形成了一套约束机制。

前端没有处理回收物的能力则交由后端有处理能力的回收企业来做，而这样有处理能力的回收企业通常都具有相应的资质，对于互联网回收平台来说，它们所做的基本是把旧物集中起来，从而再次分销至后端回收商进行旧物处理。

“一些回收平台有的还指着我们供货，你觉得它们会有处理货物的能力吗？”段平反问道。

段平曾经的一位合作伙伴在去年加入了一家互联网回收平台，成为了一名回收专员，在这个行业里，绝大多数的从业者都曾当过“非正规军”。

从传统回收业加入互联网回收平台，从互联网回收平台回归到传统回收业，这样的故事每天都在发生。

“主要是这个行业不好干了，尤其电子产品行业，本身就是一个低频业态，老百姓觉得这个东西你给的价格不值他就不会卖。”段平对「子弹财经」说。

废旧物品的价值因素也依然在困扰着这些人，这使得他们也很头疼。“本身就是二手的东西，像电脑一台可能也就值1000，有的人会觉得我买的时候都四五千，不得当，那我就不卖了。”

段平有苦说不出，每次上门回收时都会遇到这样的场景，而他也束手无辞，只能无功而返。

段平的遭遇陈海也经常遇到，有时他去回收手机还遇到讲价的情况，这让他哭笑不得。“没有办法，这个行业在咱们这儿目前只能这样。像我回收一个手机本身利润就没多少，加上路费打个平手就不错了。”

在回收行业里打拼，亏损是时常见到的词。“太正常了，你去问问整个市场，谁家没赔过？”段平大声说到。

的确，电子产品回收行业充满了荆棘，频次低单价低依然是这个分支的主旋律。但在有些回收物品分支里，利润依然可观。

北京东五环外，新海二手家具电器市场，这里聚集着经营各类二手家具和家电的商户们，他们商品的绝大多数来自于回收市场。

而在4公里外的周营村，曾经是马驹桥地区最大的废旧家具市场，如今，随着北京疏解计划实施，往日的场景已不复存在。

“以前那片很大，基本是做家具的多，但也有其它的品类。”吴争对「子弹财经」说。

吴争，在这里打拼了十五年之久，他主要经营二手旧家电，空调、洗衣机、冰箱、冰柜、电视都在他的范围之内。

白色电器是回收行业最受欢迎的物品之一，其每天的交易量要比其它电器用品多出三分之一。

如今，一些互联网综合回收平台悄然下架了对于家电的回收，留下的只有更加垂直的回收平台，但无论怎样，58同城和赶集网却依然是这些家电和家具回收商们“开疆辟土”的重要平台。

“家电这块的量还是蛮大的，这是刚需，最多的肯定是电视，其次是冰箱洗衣机这些，还有冰柜。”

吴争告诉「子弹财经」，在这里最受欢迎的是冰柜，受到一些因素影响，在今年，北京本地的冰柜回收量明显增多，大多都是餐馆中用于冷冻和冷藏食品之用，还有一部分是冷藏饮料用的小冰柜。

“这些基本就是几百块钱，小冰柜都是厂家送的，有的到期之后就归店主了，店主现在不做了就直接卖掉了。”

吴争每天都要外出跑几趟，有些老主顾需要一些电器他会亲自上阵送货，但现在更多的是他的帮手们在干活，“老了，干不动了，不想干了就回老家了，这行太费身体。”

由于多年从事体力劳动，吴争患上了腰伤，膏药是他随身必备的药品，他的妻子对「子弹财经」说，早在多年前就不让他在亲自干活了，但他不肯，对于老顾客他依然保持着那份情怀，必须坚持自己送货。

很多人说，回收行业近年来的利润越来越微薄，但吴争夫妇却觉得，价格随着市场而变化，终究有它值钱的时候，“我看新闻说北京也要垃圾分类了，这个行业还是要正规化了。”

垃圾是放错位置的资源。对于垃圾来说，更多的是可回收的再循环物资，对一座城市而言，废旧物资综合再利用如同人的血液循环系统，从心脏出发经过全身最终再流回心脏进行下一轮循环。

回收行业已经经过数十载的发展，如今已初步形成一定规模，但始终没有行之有效的行业引领和政策导向，越来越多的回收企业开始自建标准，但每家的标准都不尽相同。

就像爱回收和回收宝两家互联网回收企业，他们对于电子产品的成色均有自己两套体系。

这不仅在互联网回收行业有所体现，在传统的回收行业也同样拥有不同标准。

“目前没有统一的国家标准，每家都视情况而定，拿不准的就压价收，觉得没问题就按市场价来收。”吴争对「子弹财经」说。

在这里，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生意经，也有不同的客户群体。

“像有的社区里收废品的或者大街上专门收旧电器的，最后基本都回到我们这儿了。”吴争说。

如吴争所言，这里就像北京的中关村，区别在于一个是高科技的代名词，一个是低端产业的代名词，但被生产出来的东西最终要有一个归宿。

这个归宿可能是买走它们的顾客，也有可能是旧物分拆场，最终的零部件会被重新回收循环利用。

“现在的盈利情况怎么样？”“每天能有个几千，看有没有大客户吧，有就能多挣些，没有就少挣呗。”

在回收行业，出货的价格每家基本相差无几，只是收货时的价格参差不齐。“这个就看你的本事了，怎么忽悠也是学问，有的人能直接送你个冰箱。”

吴争在这几十年的打拼中也学会了不少说话的技巧，与其说是本领，倒不如说是一项生存技能，“冰箱从大到小300-50元上下，电视基本在20-80元上下，洗衣机是10-40元上下，空调多一些200-400上下，看你怎么忽悠了。”

这只是回收的费用，其中不含人工成本。对于吴争来说，他们所回收的物品要再加上50-100元不等的人工费用。

“现在什么最贵，人最贵，有的楼没电梯你就得一层层搬下来，有的饭馆冰柜太大你就得跑两次拉回来。”吴争对「子弹财经」说道。

对于做生意，吴争也有人情味，对于年岁高龄的老年人或者家庭收入有困难的人群，他从来不讲价。

“有时就是这样，一个地区的人养了你，你也应该做点什么吧。虽然可能挣不了什么钱，但我觉得这么多年了，任何人都有情感在里边。”吴争感慨地说。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个行业本是如此，靠着一个地区的人们获得口碑和收入，从而打开更加广阔的市场。

除了像吴争这样从事电器回收行业的人，还有从事旧家具回收的从业者。

李康最早在周营旧货市场从事旧家具回收和二手售卖，后来在新海内开辟了第二家门店，自从周营市场整体搬迁后他便将全部的家当放在了新海，但他对老地方依旧不舍。

“那个年代没有了，不知道未来的政策对我们是好还是坏。”李康无奈地对「子弹财经」说道。

王永利是李康的同行，自从市场搬迁后，他打算将前期回收回来的旧家具清仓后回距离北京2000公里外的老家发展，北京的高节奏已不再适合如今已近六十岁的王永利。

“我还是回老家发展吧，在北京这几年不好也不坏，但这里终究不是自己的家。”

王永利来北京打拼和生活已经二十余年，但一直从事劳动业，用他自己的话说，没读过书，只能靠体力来挣钱。

在回收行业里，他没有选择其它分支，而是选择了做家具回收行业。“以前当过木工，对家具构造还了解，坏的家具本身修修就可以用。”

最早，王永利骑着三轮车走街串巷去回收各种家具，这些年下来，光是擦汗的毛巾就用了上百条，三轮车从人工换上了电动。

目前，家具回收行业依然依靠传统人工进行回收，在互联网回收平台，还没有企业进军这一领域，主要的问题仍是人工和物流的成本高昂。

“像这家具，有的住户不要了让我们拉走，我们不仅不给他们钱，他们还要给我们钱。”王永利对「子弹财经」说。

人工和物流成本是压在回收行业从业者身上的一块大山。“自己干体力真不行，雇人就得开支，这搬一趟家具至少得100起，现在搬家都300起了，大件还另收费。”

“我一般收的都是好卖的家具，大衣柜、桌子、椅子、床等，买的多数是租房的租户或者房东。”王永利回忆着说。

前一年是家具行业的回收高峰期，由于一些产业政策原因，各区的落后产能开始淘汰，因此，一些厂房或员工宿舍中的家具开始被大批清理。

当时，王永利一天可以拉五六车，“那阵是卖的多买的少，价格一下掉了很多，像床一般回收是三五十，桌子二三十，大衣柜差不多五十，降了得有三分之一。”

“政策对他们影响还是很大的，对我没啥太大影响。”专营办公家具的李康对「子弹财经」说，办公家具一直稳定，无论是回收还是对外销售。

“椅子回收价大概十块，好点的二十也有，卖的话五六十，上百都有，挣个辛苦钱。”在李康的摊位，大大小小摆放着多种规格的办公桌椅，以及铁皮柜和保险柜。

“最早我在周营那边做，也是一个地区一个地区的去找货源，一家公司一家公司的找，问他们有没有处理的办公家具，现在在网上就可以了。”

李康现在用起了互联网工具，在手机或者电脑网页上发布信息就会有人打来电话询问。

李康对「子弹财经」讲，现在他的回收主要靠58同城来打广告，卖主要通过一些小区的业主群或者闲鱼来卖。“不过58同城现在买广告真的很贵，推荐量不如以前了，感觉闲鱼比它好些。”

在互联网浪潮的席卷之下，越来越多的从业者不在仅仅依靠传统的走街串巷回收废旧物品，而是依靠互联网。

此前，国内各地对于废旧家具的回收再利用问题，曾进行过积极的探索和尝试。最为消费者熟知的是一些社区联合家具卖场、家具生产企业推出了家具以旧换新政策。

该政策引导消费者可将旧家具折价，所得款项用于购买新家具，但最终这项计划未能长期推行下去，主要原因在于一些家具卖场以此作为营销手段，而消费者并未尝到甜头。

“其实并不划算，因为你没有加人工和物流成本在里边，可能大多数人觉得卖了这个家具能有500块，但运费可能就占了一半甚至还多，最终到手里的所剩无几。”李康对「子弹财经」说。

「子弹财经」了解到，对于以旧换新时新旧家具的异地搬运问题，北京市曾出台有关政策，即当旧家具的回收地点与新家具的交付地点不一致时，消费者有两种选择：

一是找搬家公司将旧家具送至指定仓库，消费者自己承担运费；

二是选择家具厂商提供的有偿拉取旧家具服务，运费标准是北京四环内200元，四环至六环300元，六环外及外地费用由买卖双方商议决定。

如此一来，以旧换新政策对消费者的吸引力并不大。此外，家具厂商对以旧换新政策的积极性也不高，因为其回收旧家具后需要面临较大的资金、仓储、物流压力。

如今，走街串巷喊着收废品的人少了，越来越多的社区在逐步建立自己的废物回收站，以实现统一管理、统一运输与统一回收。

2017年，是再生资源业的“政策元年”，国家相继出台了一系列再生资源回收相关政策，为回收行业规范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

2017年3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住房城乡建设部《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实施方案》的通知；

2017年5月，国家发改委等14个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印发<循环发展引领行动>的通知》；

2017年7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禁止洋垃圾入境推进固体废物进口管理制度改革实施方案》；

2017年8月，原环境保护部联合发展改革委等6部门印发了《电子废物、废轮胎、废塑料、废旧衣服、废家电拆解等再生利用行业清理整顿工作方案》。

种种迹象表明，国家在循环产业经济间开始下大力气解决行业内出现的各种问题，无论是垃圾分类还是回收行业迎来春天，它无疑释放出一个信号：这些产业都与环境息息相关。

废品回收与制造业密切相关，一直被视为“经济晴雨表”。

2000年初，通过再生资源回收体系建设试点工作，已初步形成了“回收网点—分拣中心—集散市场”三位一体的回收体系，从而对回收体系的支撑和回收规模的扩大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集散市场在二十年间发挥了其应有的作用，但集散市场大多功能单一，仅局限于再生资源的收集、交易和分选，产业链短，没有形成深加工利用产业链条，没有搭建起服务平台，经营管理不规范，粗放拆解的现象经常发生。

未来二十年，这个行业该向何方？从消费升级到互联网产业升级，回收产业的升级也已到来。

或许有一天，这些从事回收行业的从业者我们将无迹可寻，取而代之的是现代化回收系统与标准。

也许，就像李康所说的那样，不知道未来的政策对他们是好还是坏，但无论政策如何，他们现在都依然坚持在回收行业的一线奉献着自己的汗水，也只有这些人才能够体会到行业变迁带给他们的影响。

李康说：“可能有一天我也会放弃这个行业，但除了它，没有我更了解的行业了。”带着这种情绪的人不仅是李康，在这些被访者中大多都会对这个行业心生情愫，直到落幕。

暮色四合，江湖冷暖。认清明天的去向，不忘昨日的来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