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城市大脑赋能城市治理促进条例（草案）》的论证报告（书面），提及数据安全15次

目 录

●论证法案

●论证范围

●论证依据

●论证参考文件

●论证意见

第一部分 总体评价

一、制定本《条例》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二、《条例（草案）》内容的合法性、可操作性

三、《条例（草案）》的总体结构、逻辑性及文字表达

四、《条例（草案）》的几处主要问题

第二部分《条例（草案）》的具体修改意见

●论证法案

《杭州城市大脑赋能城市治理促进条例（草案）》（以下简称《条例（草案）》）

●论证范围

1.制定《条例》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如何？

2.《条例（草案）》的内容与上位法是否抵触、与同位法是否一致？

3.《条例（草案）》的总体结构与内在逻辑是否明晰？

4.《条例（草案）》的语言、文字表达是否规范？

5.其他需要论证的事项。

（注：《条例（草案）》所涉技术性内容不属论证范围）

●论证依据（包括但不限于）

1．《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82年12月4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1982年12月4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公告公布施行；根据1988年4月12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1993年3月29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1999年3月15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2004年3月14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和2018年3月11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修正）；

2.《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2000年3月15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自2000年7月1日起施行；根据2015年3月15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修正）；

3.《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2016年11月7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

4.《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2020年5月28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

5.《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1988年9月5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通过;2010年4月29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修订）；

6.《中华人民共和国密码法》（2019年10月26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通过）；

7.《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2018年8月31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

8.《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2007年8月30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

9.《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2012年12月28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

10.《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2020年3月30日）；

11.《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运用大数据加强对市场主体服务和监管的若干意见》（国办发〔2015〕51号）；

12.《国务院关于印发<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的通知》(国发(2015)50号）；

13.《浙江省信息化促进条例》（2010年7月30日浙江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

14.《浙江省地方立法条例》（2001年2月16日浙江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自2001年3月1日起施行。经2004年1月16日修订，2016年1月28日浙江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浙江省人民代表大会关于修改《浙江省地方立法条例》的决定修订）。

●论证参考文件（包括但不限于）

1．《立法技术规范（试行）（一）》（全国人大法工委2009年10月26日发布）；

2．《立法技术规范（试行）（二）》（全国人大法工委2011年1月30日发布）；

3.《数据安全法（草案）》（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对草案进行了审议）；

4．《浙江省公共数据与电子政务管理办法》（浙江省人民政府第81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以浙江省人民政府令354号文印发，于2017年5月1日起施行）；

5.《浙江省数字经济促进条例（草案）》（2020年6月4日浙江省政府第44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以法规案形式提请省人大常委会审议）；

6.《杭州市立法条例》（2016年2月5日杭州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通过，自2016年5月1日起施行）

7.《杭州市地方立法技术规范》（2013年4月25日杭州市人大第十二届常委会第八次会议通过）；

●论证意见

第一部分 总体评价

一、制定《条例（草案）》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鉴于：

（一）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期望浙江“努力成为新时代全面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窗口”以及在杭州城市大脑运营指挥中心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及省、市委全会精神，推进城市大脑赋能城市治理实践探索，推进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迫切需要。

（二）杭州城市大脑起步于2016年4月，以交通领域为突破口，开启了利用大数据改善城市交通的探索，如今已经从治堵迈向治城跨越，目前已形成11大系统、155个数字驾驶舱、48个场景同步推进的良好局面。杭州城市大脑，已经成为杭州的一张名片、浙江治理经验的一个窗口，是窗口中的窗口。在阶段性成果基础上，固化经验做法，引导进一步创新发展，需要发挥地方立法为改革提供法律依据的作用。

（三）《民法典》的颁布，对民事主体的权利保障提出了新的要求。与此同时，有关个人信息保护与数据安全的立法已经全面展开，因此有必要在运用城市大脑为城市治理赋能时，必须为自然人及其他民事主体的信息保护与数据安全等问题通过立法的形式予以规范与保障。

上述几个方面的必要性，是制定本《条例（草案）》的出发点，也说明了其重要性。

二、《条例（草案）》内容的合法性、可操作性

经查阅和论证，比较相关法律、行政法规、浙江省地方性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除了个别条款在立法权限上尚需要斟酌，绝大多数条款未见与上位法相抵触情形，但部分条款作为法律规范的准确性以及可操作性，仍然需要进一步斟酌。具体说明参见本部分“四、《条例(草案)》的几个重要问题”的相关内容。

三、《条例（草案）》的总体结构、逻辑性及文字表达

本《条例（草案）》总体结构清晰、外在逻辑较合理，文字表达具有鲜明的促进型立法风格，但部分条文在术语表述上仍值得进一步斟酌。具体参见下述“四、《条例（草案）》的几处主要问题”以及“第二部分 《条例（草案）》的具体修改意见”。

四、《条例（草案）》的几处主要问题

本条例是一个综合性立法、创制性立法、促进型立法。促进型立法是近年来立法实践中数量增加较快的一种形态。促进型立法在提高立法质量方面常常面临的问题是：政策性内容向规范性内容的转化，促进型的抽象倡导与规范性的具体调整之间的平衡。这些也是《条例（草案）》修改完善需要关注的主要问题之一。

此外，城市大脑的建设与治理的专业性要求很高，立法中也难免使用相关技术性术语，但需要重视技术性术语使用与立法的专业性、规范性要求之间的互相协调。

同时也应当关注运用技术手段赋能城市治理对经济利益结构带来的直接、间接影响，需要考虑《条例（草案）》是否遵循市场公平竞争规则，是否有利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

（一）关于《条例（草案）》的名称问题

《条例（草案）》目前采用“杭州城市大脑赋能城市治理促进条例”名称，通过拟人化的技术术语形象地指称了杭州的数字化治理工程，必定会对该法规通过后的传播与普法推广带来促进作用。但是，作为法律概念、作为地方性法规的标题，多数委员认为，从法律用语的准确与规范化而言，这一名称用语还可以进一步提炼改进。

1.从规范性来看，应处理好政策用语同法律概念的区分转化。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议要求，要“善于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贯彻落实习总书记关于“城市大脑”的重要讲话精神与相关政策，并将其精神吸收升华为立法，不宜简单照搬政策用语。根据立法的规范性要求，有必要将一些政策用语转化为法言法语。如果模糊了政策用语与法律概念之间的区分，会因为某些政策用语的准确性不足，或者缺乏可操作性，进而影响政策主张向地方性法规意志的有效转化。

2.从准确性来看，作为法律概念的立法术语，应当具有内涵的准确性、概念所涉及法律关系的确定性以及与其他法律术语的协调性。目前《条例（草案）》的标题中，“城市大脑”与“赋能”这两个概念，存在因为用词取之于相关的技术领域，因而有较强的技术性与专业性，但并非通用的法律用语。

“城市大脑”是一个新词，但就其内涵与功能主要是通过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方式来进行城市治理。城市大脑与计算机、电脑一样是一个载体，其内容是数据或者通过加工的数据产品。从目前已有的国家或者地方有关促进将人工智能技术运用于社会治理或者生产经营的立法或者相关政策，普遍使用大数据或者数字经济、数字金融、数字贸易等概念，直接使用“城市大脑”的较为少见，因此，从立法的规范性、准确性考虑，《条例（草案）》的名称建议可使用，例如，“杭州市大数据城市治理促进条例”、“杭州市数字化治理促进条例”、“杭州市智能治理促进条例”等。这样还可以确保《条例（草案）》与相关上位法或者同位法、部门规章以及相关规范性文件的概念对接。

此外，《条例（草案）》尚有其他一些条款在实现政策性术语向立法规范用语转化方面也可进一步斟酌。例如，第九条中“数字化、可视化、智能化”、“指挥”，第十条中“便民直达、惠企直达、基层治理单位直达”等用语，第十三条中“确保”数据质量、“落实”合法性、有效性与准确性等。该等表达，除了需要实现将政策用语转化成法言法语之外，也得考虑语法规范与句法结构的合理搭配。

（二）关于技术用语的吸收与转化问题

关于城市大脑及其要素的定义是《条例（草案）》的主要内容与技术特色。《条例（草案）》第三条对“城市大脑”进行了技术性定义，第七条至第十条还对城市大脑的四个要素：中枢、系统平台、数字驾驶舱和应用场景进一步进行了技术性说明，体现了《条例（草案）》在技术方面具有较高的专业性。关于涉及专业技术问题立法，术语与内容的技术专业性是其特点；然而，这类立法的术语与内容应同时体现法律专业性，在吸收技术专业概念术语的同时，应做适度的转化，以体现法规用语与内容的规范性。以“城市大脑”定义条款、四大要素的技术性定义条款为例，相关条款应明确和加强体现权利义务内容的规范性特点，明确该条款的调整对象。

同时，一些技术性用语吸收到法律条款，应注意语境变化而作相应的变化，例如，第三条定义城市大脑，是由“杭州的”中枢等要素组成，应相应调整为“杭州数字治理的”中枢等要素组成。“中枢”这个词，与通常使用的“核心系统”或者“控制系统”是否等效？如果等效，建议使用通常的用语也许更加符合立法的通用性要求。

（三）关于进一步厘清“数据”、“数据资源”等基本概念

“数据”、“数据资源”是《条例（草案）》的基本概念，是构建相关制度的基础。《条例（草案）》交替使用两个概念，经梳理，使用“数据”概念时，涉及“数据管理”、“平台数据互通互联”、“数据协同”、“采集数据”、“数据质量”、“数据的合法性、有效性与准确性”、“公共数据分级管理”、“数据的公共属性”、“数据权属”、“数据安全”、“数据开放”、“数据采集、传输、存储、处理、交换、销毁”、“采集数据信息”；使用“数据资源”概念时，涉及“数据资源行政主管部门”、“数据资源知识产权”、“数据及其衍生数据资源的权属”、“发挥数据资源商用、民用、政用价值”。“数据”与“数据资源”概念之间内涵关系，是涉及权属认定、安全保障、影响相关主体权利义务的基本问题，建议在条例中以适当方式在在条例中明确两者内涵关系以及相关权属问题。

（四）地方性法规没有立法权限规定“数据资源知识产权保护机制”

第十六条规定“建立城市大脑及相关数据资源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涉及知识产权，多数委员认为，地方性法规无权规定。

第一，知识产权保护机制，属于《立法法》第8条第9项规定的“基本经济制度”，属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专属立法权，地方性法规没有立法权限，应予删除。

第二，数据、数据资源、虚拟财产，并不必然对应知识产权，有时候就体现为个人信息、商业秘密。关于这一问题，《民法总则》制定过程中，曾有讨论争议，因未能明确其与知识产权的对应关系，后来并没有明确规定，新出台的《民法典》对此也未规定。《民法典》第123条列举的知识产权中不包括“数据”、“数据资源”等。依该条第2款第（八）项规定，只有“法律规定的其他客体”，才可以成为知识产权的客体，而目前法律对此未作出规定，而只是在《民法典》第127条规定了“法律对数据、网络虚拟财产的保护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这也表明，数据、数据资源等，并不必然对应知识产权。

第三，数据要素作为第五种生产要素，地方性法规在相关基本制度设定上要慎重。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将数据列为第五种生产要素，“健全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2020年3月30日通过《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专门规定“加快培育数据要素市场”。在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数据重要性不断提高，地方性立法涉及数据要素的知识产权等基本要素的规定，应当慎重。

（五）权利保障条款需要加强以体现《条例（草案）》的特色与贡献

《条例（草案）》的立法目的、基本原则等相关条款中，建议进一步明确权利保障的要素，并且适当增加个人信息保护等方面的条款。

《条例（草案）》中应强调基本权利保障原则的必要性，主要体现在大数据治理的权利保障核心、上位法依据、立法目的、立法质量、回应热点等五个方面：

第一，基本权利保障是大数据城市治理的核心问题。大数据城市治理几乎涉及到公民基本权利的各个方面，在《宪法》规定的基本权利层面，直接涉及的层次，主要是隐私权等人的尊严（《宪法》第三十八条）；衍生涉及的层次，广泛涉及到几乎所有类型的基本权利，包括人身自由（第三十七条）、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第四十条）、财产权（第十三条）、劳动权（第四十二条）、社会保障权（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受教育权（第四十六条）、获得权利救济的权利（第四十一条）、平等权（第三十三条第二款），等等。因此，权利保障要素在大数据城市治理立法中应以适当方式充分体现。

第二，相关上位法明确规定了大数据城市治理的权利保障原则。除了《宪法》、《网络安全法》之外，刚刚通过《民法典》专章具体规定“隐私权和个人信息保护”，同各类大数据治理直接密切相关，既是《条例（草案）》的权利保障的上位法条款，也为《条例（草案）》权利保障条款的设置提供了立法范例。

第三，《条例（草案）》第一条既“促进”又“规范”大数据城市治理的立法目的，需要对应的权利保障要求与条款来具体落实。以《条例（草案）》第四条基本原则为例，目前规定的五项原则“便民惠企、统筹规划、集约建设、创新推动、安全可控”，主要侧重于强调“促进”。《网络安全法》是《条例（草案）》对应的上位法之一，《网络安全法》第一条较全面地规定了该法以及这类立法的立法目的包括“保障网络安全，维护网络空间主权和国家安全、社会公共利益，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促进经济社会信息化健康发展”。据此，《条例（草案）》亦应当有相应的体现。

第四，大数据城市治理中的权利保障内容，是体现地方立法质量与立法特色的重要方面。大数据城市治理的经验与成就，相关立法的质量与特色，可以集中体现在基本权利的保障上。杭州大数据城市治理立法，并不仅仅是概括本地经验，而是给各地大数据城市治理立法提供范本，发挥窗口效应。有鉴于此，需要在权利保障条款的可操作性、系统性、完整性方面对权利保障问题作出制度安排。

第五，大数据城市治理强调基本权利保障原则，是体现“人民为中心”、回应社会热点，体现民主立法的要求。“《条例（草案）》的说明”中提到：“在《条例（草案）》的征求意见中，数据的使用是社会各界尤为关注的一个敏感问题。由于数据的使用直接涉及个人信息的保护，一旦违规使用，极易造成对个人信息的侵害。”对于法规草拟、征求意见、论证、审议中均涉及的热点问题，应在《条例（草案）》中有适当的体现与回应。

基于前述分析，围绕权利保障，建议在以下几处作出相应修改，例如，

在第一条立法目的中增加规定“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

在第四条基本原则中，增加规定“权利保障”原则；

关于个人信息的规定，《条例（草案）》仅在第十二条数据采集、第十四条数据使用中涉及个人信息，在报送、共享开放等环节没有具体提及，未免疏漏，建议对于个人信息保护等相关问题作出概括性规定，参鉴《民法典》第一千零三十五条“处理个人信息”这一概括性动词，在第十八条后增加一条，规定“处理个人信息、隐私和商业秘密，应当遵循合法、正当、必要原则。”

在前述新增条款同时设置第二款，专门规定权益保障机制设置条款：“市人民政府应当建立数据纠纷解决机制，处理行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和个人在数据报送中产生的纠纷，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

（六）完善数据共享机制和开发利用机制

《条例（草案）》第十四条规定了数据使用、第十七条规定了数据共享开放机制，但并未对应明确数据共享的限制及开发利用的限制，存在安全隐患。

有委员指出，数据的种类繁多，并非所有的数据都适合进行开放共享。因为要考虑市场主体的平等地位、外资国民待遇等因素，一方面要使可以开放共享的数据得以实现效率优化；另一方面也得考虑在数据开放共享过程中的数据保护与数据安全。尤其在城市管理活动中，许多数据可能涉及国家安全或者企业商业秘密，就特别需要慎重。而且，企事业单位类型多样，若按照营商环境等要求，除可以平等地向所有的企业开放数据资源外，应当建立负面清单制度，以便兼顾数据安全数据保护与数据开发利用。据此，建议规定市人民政府建立企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开发利用城市治理数据分级准入资质机制，特别是数据安全方面的资格准入机制。同时，建立政府数据资源开放清单（或者负面清单），建立政府数据开放平台，实现政府数据在该平台的统一共享与交换。

（七）关于安全保障与举报投诉救济

数据安全已成为事关国家安全与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条例（草案）》第四条将“安全可控”列为一项基本原则是恰当的，这也需要在具体的条文中规定相应的保障措施。

首次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数据安全法（草案）》规定了如下安全保障机制：确立数据分级分类管理以及风险评估、监测预警和应急处置等数据安全管理各项基本制度；明确开展数据活动的组织、个人的数据安全保护义务，落实数据安全保护责任；坚持安全与发展并重，规定支持促进数据安全与发展的措施；建立保障政务数据安全和推动政务数据开放的制度措施。《条例（草案）》作为促进条例，未必面面俱到涉及《数据安全法（草案）》规定的安全措施的各个方面、乃至较之更为具体，但对于上位法尚且涉及的相关机制，应当由一定程度的涉及。

举报投诉救济程序，既是“安全可控”原则的体现，又是“权利保障”原则的体现，并且有必要在《条例（草案）》中有具体条文的体现，设置纠纷解决与权利保障机制条款。同《条例（草案）》第十九条举报投诉条款，形成分工合作。同时，有委员指出，以数据报送实践为例，政府、企业和公民三类主体的利益诉求相互交织，有可能出现冲突与纠纷。例如在政企关系中，由于互联网企业存在的普遍忧虑，围绕数据报送的范围，企业和政府部门存在或多或少的紧张关系。但是这类纠纷极少进入公众的视野，往往通过沟通来解决，未能进入正式的行政复议和司法程序。数据报送纠纷的非正式化处理不利于形成行之有效的争议解决规则，反过来必然影响数据报送机制的进一步发展。建议纠纷解决机制突出其协调功能，可直接表述为纠纷解决协调机制，以尽量减少相关的纠纷，减少城市大脑建设的运行成本。

《条例（草案）》第十九条举报投诉条款，将市长公开电话作为举报投诉途径是可行的，但没有必要详细列明“12345”的号码。举报投诉机制的设立，是一套系统的机制，不限于市长公开电话某一类途径，对某项途径的单列强调容易遮蔽其他多元机制。因此，第十九条应对与举报、投诉的系统机制进行一般性规定，并对举报投诉意见的反馈与公开的关键环节进行单列规定，将第十九条后一句修改扩充为：“相关部门应当自接到举报、投诉之日起适当期间内向举报人、投诉人反馈，并可以向社会公开。”

（八）激励措施的具体化

作为促进型立法，充分提炼促进城市大脑基础建设的相关激励措施、使促进措施落到实处，这方面的内容应当是立法重点。《条例（草案）》第二十条对激励措施进行了概括性的规定，“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城市大脑赋能城市治理的考核评估和激励机制。”与此同时，第五条讲“制定城市大脑赋能城市治理的财政、人才、科技、金融等政策措施”授权市人民政府另行制定具体办法。从进一步增强《条例（草案）》的可操作性角度来看，应适当列举式规定具体激励措施的类型与内容，例如，设置“专项资金的设置与评估”条款。

（九）城市治理内容的具体化

从《条例（草案）》的名称和调整范围来看，“城市大脑”的建设、及其在城市治理中运用以提高其治理效能，应成为其两大板块。《条例（草案）》目前的内容主体部分，规定了城市大脑及其要素、数据的采集、质量、使用、开放、利用与安全等方面的内容，这主要集中在“城市大脑”的建设板块，所对应的主要还是数据资源行政主管部门的职权，有待在内容结构上进一步延展到大数据治理在城市治理各领域的运用促进以及效能提高等方面，从而在结构的完整性上，同条例名称、调整对象和立法必要性对应起来。

（十）关于法律责任

促进性立法的法律责任设置，较之一般的管制性立法，通常要来得更为抽象简练。从立法技术来看，法律责任的规定，促进性立法常常更多地使用转致条款和概括性规定条款来规定，但是也不能仅采用转致条款和概括性规定条款简单地一转了之，这会使得法律责任各项规定因此而疏离于法规之外，不利于满足立法条文布局的完整性与法律责任检索的便利性及责任追究的可预见性。

通常而言，从三个角度考察法律责任条款应包含的内容，在一个法规中均应有所体现。除了前述立法技术角度的考察外，对于促进性条例而言，法律责任的设置所针对的行为类型，不仅针对一般的违反行为类型设置，而且应包含严重有碍于促进措施落地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消极怠权行为的针对性规定。从法律责任主体来看，法律责任条款应当包括两个方面：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责任，公民、法人和其他非法人组织等行政相对人的法律责任。

《条例（草案）》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关于法律责任的规定，以转致条款和抽象型规范为主，建议转向关于适度列举违法行为的规定，同《条例（草案）》各条规定的行为增强对应性，并按照违法行为主体区分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责任以及其他个人和组织责任来设置条款。

第二部分 《条例（草案）》的具体修改意见

一、建议条例名称还原到相关要素，突出其中基础要素、核心要素，使用具有法律术语特点的概念进行取名，例如，“大数据城市治理促进条例”、“杭州市数字化治理促进条例”、“杭州市智能治理促进条例”

理由见论证意见第一部分“四、《条例(草案)》的几处主要问题”。

二、建议第一条中增加立法目的，增加规定“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修改为：

“第一条 为促进与规范城市大脑赋能城市治理工作，推动管理理念、管理手段和管理模式创新，推进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理由见论证意见第一部分“四、《条例(草案)》的几处主要问题”。

三、关于“城市大脑”、四大要素等技术性说明条款，应明确相关主体权利义务内容，具体明确其调整对象。

同时注意法律条款语境变化而作相应的变化，例如，第三条定义城市大脑，是由“杭州的”中枢等要素组成，应相应调整为“杭州数字治理的”核心系统等要素组成。

四、建议在第四条基本原则中，增加规定“权利保障”原则。修改为：

“第四条 城市大脑赋能城市治理应当遵循便民惠企、统筹规划、集约建设、创新推动、安全可控、权利保障的原则。”

理由见论证意见第一部分“四、《条例(草案)》的几处主要问题”。

五、第十一条、第十八条中“行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等术语，在《民法总则》实施近三年、《民法典》新颁布即将实施的背景中，前述术语应当同上位法《民法典》关于“第三章　法人”、“第四章　非法人组织”的专业分类更新相衔接，建议修改为“行政机关等法人、非法人组织”。

六、第十四条第二款现有规定“未经被采集人同意，个人、企业和其他组织不得将其获取的个人信息授权他人使用，经过处理无法识别特定个人且不能复原的除外。”前后句之间缺乏必要的关联副词，容易对后半句产生误解，应加上关联副词“但”，修改为：

“未经被采集人同意，自然人、法人、非法人组织不得将其获取的个人信息授权他人使用，但经过处理无法识别特定个人且不能复原的除外。”

七、第十六条应删除“建立城市大脑及相关数据资源知识产权保护机制”的法律保留事项。该条修改为：

“行政机关与其他具有公共管理和服务职能的单位与他人合作开发城市大脑及其系统与平台、应用场景等要素的，应当加强知识产权管理，并在开发协议中约定数据及其衍生数据资源的权属。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八、《条例（草案）》原第十七条增加两款，作为第三款、第四款，规定：

“市人民政府建立政府数据开放平台，建立政府数据开放的清单制度。

市人民政府建立企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开发利用城市治理数据分级准入资质机制。”

理由见论证意见第一部分“四、《条例(草案)》的几处主要问题”。

九、在《条例（草案）》原第十七条之后增加一条，规定“专项资金的设置与评估”条款，规定：

“市数据资源管理部门应当会同发展和改革、财政、审计等部门，定期对城市大脑数字赋能城市治理专项资金的配置、使用等进行绩效评估，并根据评估结论及时调整。”

理由见论证意见第一部分“四、《条例(草案)》的几处主要问题”。

十、在《条例（草案）》原第十八条之后增加一条，设置“纠纷解决与权利保障机制条款”条款，规定：

“处理个人信息、隐私和商业秘密，应当遵循合法、正当、必要原则。

市人民政府应当建立数据纠纷解决协调机制，处理行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和个人在数据报送中产生的纠纷，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

理由见论证意见第一部分“四、《条例(草案)》的几处主要问题”。

十一、《条例（草案）》原第十九条举报投诉条款，没有必要详细列举“12345”市长公开电话的具体举报投诉途径，而对举报、投诉的系统机制进行一般性规定，并对举报投诉意见的反馈与公开的关键环节进行规定。修改为：

“市人民政府应当建立举报、投诉机制，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有权通过相应方式举报、投诉大数据城市管理各环节出现的违反本条例规定的行为。相关部门应当自接到举报、投诉之日起适当期间内向举报人、投诉人反馈，并可以向社会公开。”

十二、《条例（草案）》原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关于法律责任的规定，按照违法行为主体区分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责任以及其他个人和组织责任来设置条款，关于适度列举违法行为的规定，修改为如下两条。

一条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责任”：

“数据资源管理部门与其他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未按照规定归集、传输、共享、访问、运用城市治理数据资源的；

（二）违法披露所获取的涉及个人信息、隐私、商业秘密的城市治理数据资源的；

（三）泄露、买卖所获取的城市治理数据资源的；

（四）非法复制、记录、储存城市治理数据资源的；

（五）未按照规定进行数据资源共享的；

（六）未依法履行数据资源安全监管职责的；

（七）其他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行为。”

另一条规定“其他个人和组织责任”：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从事破坏城市大脑数字治理的基础设施、数据资源、应用系统等活动的，由数据资源管理部门协同有关行政执法机关调查处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